海南毒豇豆的背后隱藏著什么

　　比“問題豇豆”更可怕的是潛規則

　　對于武漢市農業局曝光“問題豇豆”的做法，三亞市農業部門表示了“特別的不理解”，他們認為，有關部門在查出蔬菜存在的問題后，應該只限于內部通告，這是業內的潛規則。而武漢農業部門的曝光“太不夠朋友”，不僅沒有給三亞市留面子，也沒有給農業部留面子，于國于民都無益。（2月28日《法制晚報》）

　　武漢有關部門曝光了海南的“問題豇豆”，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豇豆產地三亞市有關部門在監管中存在的疏漏，因此，他們有抱怨可以預料。但沒有想到的是，三亞農業部門的抱怨曝出了猛料——在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信息發布機制中竟然也有潛規則。

　　平心而論，因問題豇豆遭曝光而怪怨武漢，確實有些說不過去。道理很淺顯，既然有違規使用高毒農藥這一事實存在，那么，即便不被武漢發現，也要在其他的地方被發現;即便不在豇豆身上反映出來，也會在其他果蔬上反映出來，這只是早晚的事情，實在怨不得別人。

　　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邊是高調禁止銷售高毒農藥，一邊卻是明碼標價的高毒農藥在藥店公開銷售已不是什么秘密;為什么媒體記者能在田間地頭輕易地發現大量使用高毒農藥的痕跡，而負有監管職責的執法部門，卻迄今為止還一直沒有發現違規使用農藥的線索。將食品安全交給這樣的部門把關，老百姓能放心嗎?

　　不過，三亞農業部門的這番抱怨，倒使我們知道了一個比問題豇豆更可怕的事實，即存在于相關執法部門中的潛規則。如真的存在這種潛規則，三亞農業部門就相當于受到了“委屈”和“傷害”，而不按“行規”出牌的武漢市農業部門儼然辦了錯事，成了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罪人。按照這個潛規則，武漢在發現豇豆農藥殘留嚴重超標后，不應該公開曝光搞得消費者知根知底，而是要遵循通常的做法，通過事先“打招呼”、“內部通報”，讓相關單位自己來決定怎么收拾這個攤子，否則，就“太不夠朋友”，就沒有給兄弟單位“留面子”。

　　是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重要，還是政府部門的面子重要?顯然，三亞涉事部門更看重的是后者。雖然在三亞，也有像模像樣的農業執法機構，也曾大張旗鼓地禁止銷售、使用高毒農藥，但在潛規則的作用下，一切都形同虛設。不出事，你好我好大家好，萬一出了紕漏，也有內部通報、打招呼這樣的潛規則關照，自己到時候只要想辦法“救火”就行了。至于消費者受到何種程度的傷害，只要內部不將實情捅出去，又有誰知道?

　　食品安全面前只有法律沒有潛規則

　　問題豇豆不僅嚴重影響了市場消費信心，也給種植戶和經銷商帶來重大經濟損失，更直接敗壞了涉事地的市場信譽。不過我們應該看到，問題雖然出自豇豆，其根源卻在潛規則上。試想，如果執法部門不是依仗潛規則高枕無憂，而是嚴格執法，通過日常監管及時發現問題并果斷地做出相應處理，問題豇豆何至于猖獗至今天的地步?顯然，要避免類似事件再現，首先就必須打破部門或行業中的種種潛規則，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在食品監管中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就算問題豇豆遭到清算，也難免還會有別的“問題××”再出江湖。

　　在攸關民眾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面前，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工作字典里應當只有“顯規則”，只有國家法律，而不能有任何所謂的潛規則。《食品安全法》第82條明確規定，縣級以上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依據各自職責公布食品安全日常監督管理信息。武漢市農業部門檢出三亞產的豇豆農藥殘留超標，必須依法向社會公布這一監督管理信息，如果武漢市農業部門執行潛規則，壓而不報，不僅構成了失職瀆職，也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還很有可能會對消費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傷害。

　　從表面看來，武漢市農業部門的曝光揭了三亞市農業部門的短處，影響了三亞乃至海南菜農的利益，貌似不講情面，但這樣做是以提醒全國各地有的放矢地加強蔬菜安全監管、保護廣大消費者的生命健康為前提的，而且，曝光行為有助于刺激三亞或海南有關部門加強蔬菜安全監管，有助于刺激菜農自覺抵制劇毒農藥，從事蔬菜安全生產，有助于推動海南打造健康安全的“菜籃子”。因此，武漢市農業部門的依法曝光對三亞市、對海南而言都真正“夠朋友”，于國于民都有益。

　　破除蔬菜檢測的潛規則

　　面對“問題豇豆”，三亞農業部門非但沒有道歉和反省，反而憤怒地直指武漢農業局破壞了業內“潛規則”。憤怒的原因，在于問題蔬菜并非一時一地之事，而僅以“內部通告”“留面子”則是各地農業部門奉行的“通行做法”。這說明，問題蔬菜的存在，不在于檢測的關卡是否足夠，檢測技術是否滿足需要，而在于檢測發現的問題從一個公共事件變成了行業內部的問題。這種“潛規則”的形成，意味著作為一種地方利益交換的條件被嚴格地掩蓋和控制起來，靜悄悄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蔬菜的安全問題，不是被當作一個公共安全問題來看待，而是成為了地方利益交換的條件，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相互包庇和隱瞞中，不僅公共安全的保障脆弱之極，公眾的知情權也成了一句空話。

　　應當說，這種強大的“潛規則”比問題蔬菜本身更值得擔憂。它的存在，讓我們感到，這種問題蔬菜檢測結果的公布和曝光，需要怎樣的勇氣，幾率又會是怎樣的小。從民眾的健康出發，蔬菜乃至食品的安全需要真正成為一個公共問題。問題蔬菜不僅應當及時被發現，更要及時被公布，及時被查處，而其中關鍵所在，就是破除這種建立在包庇和容忍之上的所謂“通行做法”，改變地方利益大于公共安全的非正常狀態。

　　依此而論，武漢市農業局公開發布豇豆農藥殘留消息，并無不妥，雖然行業內部人士會有“特別的不理解”，但這種對公共安全負責的做法，一定能夠被公眾所理解和支持。

源頭

　源頭在哪?農產品追溯制還是空中樓閣

　　從理論上說，根據產品上的條碼，產品產地、流經渠道一目了然，農產品追溯制可謂是農產品安全的保證。

　　但是，南京檢測出的問題四季豆和豇豆，至今來路不明，眾彩市場的兩戶經銷戶只記得從誰手里進的貨，產品到底出自何方，卻不得而知。

　　近年來，一些城市紛紛嘗試建設農產品追根溯源制，直到目前，從農產品整體銷售來看，追溯制仍是空中樓閣。

　　“建立追溯制，農產品就要有小包裝，每個包裝上要訂條形碼。”施澤平介紹，能追溯源頭的農產品，光包裝投入就要增加10-30%的成本。南京的無公害、綠色和有機農產品，有規模龍頭企業支撐，基本能做到“溯源”。而南京70%的蔬菜供應卻是依賴外地，“城市的食品安全，系于更大范圍內建立農產品追溯制。”

　　南京農業大學教授侯喜林認為，農產品追溯制難以建立，表面看是成本和觀念的問題，實質是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農產品由千家萬戶生產，農業不實現規模化生產，專業合作社不普遍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就沒有保障。”侯教授同時認為，追溯制只能靠農戶組成的協會或更大的農民組織來統一執行并消化減少成本。他介紹，2006年韓國在全國范圍內以生產者協會為單位執行農產品追溯制，促使追溯制成本為九成以上民眾所擁護與接受。

　　市民呼吁：禁用農藥納入日常檢測

　　市民不禁要問，為何不讓市場這個級別的檢測過程配備標樣物呢?對此，王富華告訴記者，這個涉及蔬菜的監測重點是什么的問題。目前市場上有500多種農藥，能用于蔬菜的只有一部分，但是這些農藥在市場上絕大部分都能買到，而是否將檢測水胺硫磷等禁用農藥納入市場的日常檢測，這個應該由廣州市農業局決定。

　　不過昨晚記者連線廣州市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中心高級工程師、副主任連槿的時候，當記者告知身份后，對方立即關了電話。記者又聯系廣州市農業局市場處負責人，同樣沒有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