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來武：風險投資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

　　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未來內地實現現代農業發展的過程中，科技公司是農業創新的主動力。據他透露，內地將在現代農業發展中引入風險投資機制，通過資本的力量，加速內地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在張來武看來，內地農業現代化與歐美發達國家有大概20年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內地農業現代化的科技水平、金融能力、信息化水平、管理水平四個方面。他表示，上述四個問題導致了內地農業發展水平較低、農民收入不高、資源浪費嚴重等多個問題，但同時上述四個問題也是解決內地農業問題的抓手，是把內地從傳統農業帶向現代農業的切入點。

　　“在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中，科技水平、金融能力、信息化水平和管理水平缺一不可，但金融能力是非常關鍵的一點。”張來武表示。他解釋道，因為來自社會的風險投資，可以為傳統農業引入現代農業的管理方式、科技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把傳統農業做到農業工業，做成品牌農業，進而形成高附加值的農業產業，把農民變成職業農民，實現農民的職業化轉變。

　　張來武認為，現代農業產業的特點與科技產業類似，其主要屬性就是存在“風險期”，現代農業產品只有在經歷了風險期之后才會進入規模產業期。而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農業的最重要的差別就是缺乏社會資本的進入，缺乏資本對處于“風險期”農業產品的幫助，而傳統銀行往往只專注于成熟的投資項目。

　　“也正因此，科技部希望通過主板農業創業大賽，來吸引社會資本關注農業創業，希望把科技金融的力量引入農業，通過農業創業大賽，吸引投資機構和社會資本，推動內地現代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張來武表示，也只有為現代農業產業營造了一個成熟的風險投資環境，內地現代農業才會更快的走上正軌。

　　而對于一些內地科技公司進入農業領域，張來武則表示非常認可，他認為這可以成為內地農業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重要推手。

　　張來武表示，我們注意到，國外和內地的一些科技公司都開始逐步進入農業領域，這是非常值得令人高興的事情。因為，科技公司涉足農業雖然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但科技公司是一個產業的創新主體，具有對一個產業發展的創新能力和領悟能力，具有廣泛的創新能力。而現代農業，恰恰是當前內地市場最有前途和市場最廣闊的創新市場，需要像科技公司這樣的新型創新主體。而選擇在農業領域創新，也恰恰反應除了這些科技公司的聰明和智慧。

　　以下文字實錄：

　　記者：張部長您好，非常高興您能接受記者的采訪。

　　張來武：你好。

　　內地農業水平比發達國家落后20年

　　記者：我想請您談一談我們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和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有什么差距，在什么地方？

　　張來武：應該說我們國家的農業現代化程度跟歐美發達國家相差二十年左右，其差距主要還是發展方式方面，內地農業的發展方式，還是以傳統要素為主，與現代要素：科技、金融、信息、能力、管理水平相差巨大。也就是說，傳統農業的發展模式使得我們的發展結果有很大的區別，實際上讓我們的土地、水、資源、勞動力，都顯得越來越緊缺，環境也受到越來越大的影響。

　　記者：那我們現在想縮小這種差距的主要方式是什么？科技部有哪些具體政策？

　　張來武：要縮小差距，實際上中國就要想辦法把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現代農業轉變過程中，怎么把科技的要素更多的帶入到現代農業的生產中間去，是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幾年以前在寧夏、全國等地，推動科技特派員到農業科技創業，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科技特派員到農村創業，是一個系統工程。就是說要把科技的要素、金融的要素，帶入到跟農民的土地、勞動力中去，用企業的方式，也就是工業的方式，以及用第三產業的方式，用現代市場的方式，實現內地農業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

　　那也就是說要徹底系統改變農業的經營方式，這個是關鍵。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科技產業化能力，進入了農業，需要越來越多的金融投資以及相應的管理，進入現代農業。通過科技力量和資本力量，把傳統農業變成農業工業，實現現代農業的全面市場化運作，這樣，高附加值的農業的服務出現了。

　　那么這樣一個符合城鄉統籌的力量就誕生了，現代農業產業反過來可以幫助我們中國的農業提高專業化程度。那么在這個鏈條過程中形成的農民就變成了職業農民，實現農民職業化。從2002年開始，從福建南平到寧夏，現在做到全國已經有25萬名農村科技特派員，全國90%的縣都在對現代農業產業進行探索。也正是如此，內地農業與發達國家的農業差距也正在不斷縮小。

　　把風險投資機制引入內地農業產業

　　記者：像您剛才提到，資本應該是實現現代農業產業的關鍵環節，在吸引社會資本進入現代農業產業方面，科技部有哪些具體的政策和措施？

　　張來武：你說的這個問題其實特別重要，你既然說要把傳統農業變成現代農業，除了經營方式的轉變以外，其實它更重要的是市場競爭力的體現，那市場競爭力的體現，對科技，特別是高技術，新技術，甚至于前沿技術，包括生物科學，生物技術，這些東西怎么在農業生產中直接應用，它都離不開科技的因素。

　　可是我們知道，科技的屬性，它在投入產業化的過程中，是要經歷風險期的，只有經過一定的風險期，才能進入到它的成長和高峰。因此這就需要資本的力量，但僅僅靠銀行的力量是顯然不夠的，因為它并不能解決前期風險期的問題。而中國農業跟發達國家農業的差距其實也就在這里，也就是我們現代農業的發展，在經歷早期科技風險期的時候，缺乏資本的兩，缺乏一個為現代農業而服務的金融產品和金融體系。

　　所以我們創辦了農業大賽，就是為了解決農業科技創業隊伍缺錢的問題，通過舉辦大賽，吸引社會資本關注現代農業產業，培育科技金融的力量，把風險投資概念全面引入現代農業產業。

　　記者：這實際上和當前科技公司創業比較類似，通過組織創業大賽，吸引社會資本關注，幫助初創公司通過風險期。

　　張來武：農業創業大賽是一個名字，實際上我們是用一個大賽的組織形式，快速地吸引投資，讓資本的力量注意現代農業的進展，讓資本了解現代農業產業，進入現代農業產業，同時為現代農業產業創業者和資本搭建一個平臺。同時，也可以給大家展示，在現代農業體系中，有這么多的資本可以發揮的力量。

　　市場才是農村信息化的長效機制

　　記者：剛才您談的是現代農業的資本問題，信息化其實現代農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我知道您以前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擔任副主席，而寧夏的農村信息化被全國列為樣板，所以我們想請您談談，寧夏模式的精髓在哪里？

　　張來武：盡管寧夏相對落后，可是農民的信息化的水平卻非常高，這主要體現在農民運用網絡賣農產品的普及性，當你發現這一點的時候，你會非常的驚奇。

　　那么我們當時在寧夏為什么做這件事呢？我們意識到，越窮的農民，跟市場越遠，小農民如果不會在大市場找到發財之路，那這個農民永遠沒法解決貧困問題。所以我們就覺得只有信息化讓小農民進入大市場，才有可能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但是我們知道，要解決這個問題，數字鴻溝是非常大的，如果不系統設計，不徹底地解決的話，你是做不到的。

　　那么寧夏模式究竟是怎樣的呢？其實就是一定要在全省范圍內，給他特殊的一些地方性服務，我們在寧夏全省范圍內，一網打天下，互聯互通，這使得寧夏的信息化成本非常低，這就使得寧夏農村信息化的適用范圍很廣。

　　在寧夏農村，全省共用一個信息化平臺，可以直接為農民提供任何需要，這在寧夏農村信息化中，叫服務下延。以辣椒作物為例，因為信息化搞起來了，寧夏的辣椒產業迅速發展起來，這是因為我們有了一個辣椒專家，只要在省會銀川就可以為幾千個幾萬個農民提供遠程支持，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寧夏是全國第一個實現三網融合的地區，網絡和電視資源可以共享，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成本低，效益高，使用及時。讓農民可以隨時獲得農業知識和市場銷售機會，同時又讓農民用得起。

　　“寧夏模式”其實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信息科技特派員”，因為你把信息化送到農民家門口，但有些農民還是不會用的。因此，我們提出了向農村地區派駐信息科技特派員，以信息員的身份為農民提供選方位的服務，并且讓信息員以社會，以市場，以特派員的政府政策和創業的精神結合起來，從而實現長效機制。這樣，既體現了政府對農民信息化使用的政策傾斜，更體現了這些信息員遵循信息化規律，在信息服務過程中，創造了一個符合市場規律的信息服務模式。

　　記者：建立一個長效機制，其實應該是社會資本的全面加入。

　　張來武：你說的很對，其實過去寧夏農民的信息化基礎并不好，但當時寧夏之所以把農村信息化搞出了特點，很關鍵的原因就是寧夏吸引了大量社會資本的進入，建立了一個長效機制。事實上，當時全中國都一樣，政府在信息化的熱情中，花了很多錢，建了很多基礎設施，但最后錢花了，效益沒有。

　　所以寧夏信息化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不是靠政府投錢，而是靠整合，整合已有的信息設備和基礎設施，通過吸引社會力量來推動農村信息化，并在“臨門一腳”中依靠市場的力量，而政府只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而當時寧夏搞農村信息化，財政只獎勵了兩千萬，而且這兩千萬主要用于給農民采購信息化設備，送給農民。

　　科技公司是農業創新的主動力

　　記者：應該說我們發現最近一些IT界的科技公司都開始在涉足農業，比如說網易在養豬，比如比爾?蓋茨做出了人造雞蛋，對此您怎么看？

　　張來武：對，既然你是現代農業，既然你要用第三產業，依靠現代服務業引領，這中間就肯定會有科技的力量，也有這種所謂的市場創造的力量，創新的力量。而科技公司往往是創新最活躍的力量。

　　科技公司是創新的主體，具有對一個產業的新興發展的領悟和創新能力，而中國現在最具有廣泛創新潛力的地方就是現代農業，因此他們要使用自己創新的資本和創新的智慧，選擇一個新興的中國最有前途的，最廣泛的領域，選擇現代農業市場是他們的聰明和智慧。

　　所以這中間往往我們是會瞄準這些新興的創新力量給予支持，比如比爾?蓋茨，我們就跟他們全面合作。比爾?蓋茨說，我們共同為全世界20億貧困人扶貧，但比爾?蓋茨做扶貧的事，是用創新提升現代農業發展的能力。

　　政府在現代農業中要做到不缺位、不越位

　　記者：那么您覺得在發展現代農業上，政府和社會資本應當如何去分工？

　　張來武：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分工問題要想解決好，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是一個難題，甚至于在我們國家改革進程中有時候一直都很難處理好， 比如在建國初期，就沒處理好，政府包辦。但后來，鄧小平推進了農村改革，給農民帶來了極大的積極性，推動了中國改革。

　　但城市化的改革進程，這個問題又開始出現，農民又成為弱勢群體，政府又開始逐漸的補貼包辦。實際上解決現代農業問題，解決三農問題，面臨著兩個失靈的問題，第一個是市場有時候失靈，第二個是政府失靈。

　　科技、資本，這些最活躍的要素他往賺錢的地方跑，造成二元鴻溝加大，忽視了農村市場，這個就屬于市場失靈，要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政府應該有所作為，所以政府有政策，化解這種風險，即提供一些政策補貼使得資本關注農業市場。這就是說，政府可以運用這種公益的力量，基礎的力量，推動一些逆向流動，解決食品安全，糧食安全和二元鴻溝的問題。

　　但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出現一個錯誤的認識，就是認為市場只能靠政府，甚至政府最后會取代市場，但其實政府也有失靈的時候。

　　在寧夏做農村信息化，開始我們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解決了基礎問題，但是為什么在最后的“臨門一腳”必須靠市場，因為最后必須是建立利益共同體，建立市場的規則，也就是說一旦政府介入到市場行為，競爭行為當中，政府就有可能會失靈，為什么？因為政府可以成為冤大頭，可以承擔無限責任。

　　所以一定要接定好政府和社會的界限，搞好這個銜接，讓政府和社會形成合力，才能解決問題，解決兩個失靈，解決市場失靈，還要解決政府失靈，創造中國社會化管理的新模式，但對于中國來說，這依然是一個新的課題。

　　記者：謝謝張部長接受我們的采訪。